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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论室主任,教授、博导,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书法院副院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双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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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作品
王岳川 屈原《渔父辞》篆书 190X360cm 2010年
王岳川 孟子《孟子》句800x370cm.2015
《大学》句 小楷130x36cm. 2013
王岳川 临王献之《洛神赋》35x35cm.2013
王维《红豆》65x60cm.2014
柳宗元江雪69x69cm2014 (1)
艺术观点
大国崛起需要“大文化”守正创新—王岳川教授文化访谈录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胡淼森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一.重解中国经典与中西文化精神互释

胡淼森:王教授您好。您一向以西学研究名重学林,但最近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连载了一篇长达十五余万字的宏文,专门探讨原始儒家经典《大学》、《中庸》的当代意义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您的学术道路的重要转向呢?这种转向仅仅是您个人的?还是有着某种普遍性?能否请您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作一次简要的自我总结?

     王岳川:在我看来,文化是国家的生命线。因此,在近几年发表的著述中,我不断强调:文化软实力不仅表明了大国崛起的文化身份,而且关系到和平崛起的国家文化安全。学者不能在所谓的“开明盛世”中背对国际复杂的问题,不能自我学术陶醉玩味中固步自封,不能忽略周边国家和地区甚嚣尘上的“去中国化”问题。我强调文化理论与体系创新对中国而言的空前重要性,注重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创新文化的首要性。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只能用改变思维来改变世界,用文化来重新书写中国的世界形象。

我注意到,学界一些朋友对我的所谓“学术转向”颇感兴趣。但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并没有发生所谓的转向或位移,而恰恰是一以贯之的。我已经差不多研究了十五年西学,从最初写《艺术本体论》、《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20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到《中国镜像》、《发现东方》转向中国问题,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我做西学的目的在于知己知彼,并不意味着去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将其作为一辈子研究终极归宿。我的想法很简单:西学只是我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的背景,我需要全球化时代西学背景的深度阐释,但我学术的最终目的是“当代中国文化阐释和理论创新”。

八十年代中期我写了《艺术本体论》,其根本出发点是追问:艺术何为?艺术对人有何意义?这一研究带有诗哲思色彩,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国特殊语境有关。“文革”结束后一些人认为“文革”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标本,而我则认为是西方现代性与东方专制主义混合的产物。中国现代性在文革中的典型表现就是赶英超美进入世界大循环中,这种“赶超”是以扼杀个人意志个人存在丰满性为代价的,在某些方面显示出西方制度现代性的特征,也掺杂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某些特征。八十年代反思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问题而重估一切价值,在这一语境下写《艺术本体论》,无疑是在以审美现代性的逻辑质疑和批判制度现代性,进而追问生命诗意存在的当代意义

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处于二元对立的胶着状态。这时偶然得到友人从美国寄来的十几本后现代著作,于是开始做研究。北大出版社知道后,希望我编译一部相关的论文集 (此前我曾翻译过一本《文艺现象学》)。我在三百本左右的英文书中挑出来几十篇文章与朋友们一起翻译,一年后一部40万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出版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东方眼光,在西方后现代如日中天的鼎盛期将其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的重要代表作编选翻译引介进中国。在此基础上,我努力写作,终于在1991年完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一书。该书19926月出版,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理论的第一本专著。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当时,两大精英集团的对峙造成了双方的挫伤,知识分子以退守的方式进行后现代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承担了什么角色呢?它恰恰构成二元对峙之外新的一极,既抚慰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同时也对政体精英有一种非强力对抗式的对峙。然而,后现代主义很快便成了“所罗门瓶子”里放出来的“妖魔”,再也无法控制,在思想、政治、法律、科技、医学,诗歌、美术等方面,充斥于天地之间,形成弥漫性的文化思潮。

我坚持一个原则:当新生事物处于萌芽状态而处处受阻时,应该呼之鼓之呐喊之;当它如日中天,泥沙俱下出现了许多弊端,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形成自己不可抗拒的自我消解的因素时,应该对其加以批判。所以,当资本主义处于新兴阶段时,人们会呼之鼓之,当西方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甚至成为霸权时,我们的批判精神永远不可或缺。对后现代主义也应作如是观。今天,我对后现代主义已不再将其看作新生事物,而开始对后现代加以全面反思批判,对其无限扩容加以理论限制。我当时用的一个词叫“设限”——为它设立一个基本限度。其后人们认为我有所转向,其实没有转向。后现代的武器不仅是针对他人的,针对现代主义的,同时也是指向自己的。

后现代主义在阐释世界时,提出了反权威、反中心、消除二元对立、或此或彼的思维论,进入政治领域,就转化成了后殖民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方法。后现代主义之前的后殖民主义大都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特征,强调第三世界对于第一世界的对抗,有色人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对抗,非洲边缘主义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对抗等。而当其吸收了后现代那种“从内部颠覆”的力量之后,就在西方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政治正确性”:一切对黑人的歧视,对第三世界的不公正待遇,对女性的压制性的权力指向都变得不合法。后现代主义在思维上寻求范式革命、强调对世界的多元化阐释,后殖民主义则在话语实践上试图改变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进入后殖民主义研究,应该说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问题也接踵而至,那就是在研究后殖民问题时必须要关注边缘、关注被压迫的、底层的、丧失了发言权的弱势群体。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中,弱势群体当然是第三世界尤其是中国,因此我转向中国问题研究就是水到渠成。

真正转向“中学”是在1998年去日本的两年期间。人出国后,在新异性的文化氛围中大都会更加爱自己的祖国。任客座教授期间我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一本是《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这两本书已经表明了我的中国立场。《中国镜像》注重史实性的文化症候研究,关注九十年代十个重大的文化症候,突破过去一般史传的记述方法,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

2000年回国后,我更加关注中国问题,发现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在西方名声大噪,但因其“东方”不是“东方”而只是“近东(中东)”,使得更东方的中国反而进一步被挡在了西方视野之外。虽然东方的书法、茶道、花道和空手道等依然让西方充满神秘感和向往,但在西方人眼中,这一切都是日本的,根本不知道这些竟与那个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汉唐文化大国有着很深的联系。换言之,在当代世界,中国文化在两个方面被遮蔽、被挡住了,一个是出生中东而进入了西方世界的一批思想家如赛义德等;一个则是远东的日本还有韩国。谁来为中国说话?谁来为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国崛起发言?谁来为被骂倒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做清理工作?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来行动。于是,我在赛义德无视东方大国比如中国的文化盲点处开始起步,写出了《发现东方》一书,提出了“文化输出”的基本理念。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将我的治学轨迹概括为:从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从独断的、怀疑的视野中走出来,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精神去批判西方的现代性、霸权主义以及新专制话语,最终进入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或者说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研究领域或视野中,并从这一视野出发去重新考察中国文化传统、中国人的诗意存在方式和感受方式经历了怎样的“现代性中断”。我要这种被中断的文化重新“铁树开花”,让它在世界上具有一席合法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研究和思考的范围不断在扩大,但方向始终如一,并没有所谓的“转向”。

近年之所以进行《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的考察,恰恰由于在20世纪的社会风云中,“中庸”之道被冠上了“折中骑墙”的帽子而不断遭受各种误读歪曲。有些人认为正是中庸的骑墙折中,不思进取,导致了中国的落后挨打。更有甚者,将中庸之道与平均主义、不彻底主义、庸碌主义、妥协主义混为一谈,认为“中庸”缺乏原动力,其不偏不倚守中持中让人圆滑处世,无助于刚健清新的个体精神的塑造,无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于是,人们在“反中庸”中全盘采用西方的过度“竞争”手段,运用西方对自然掠夺的“竭泽而渔”方式,活用西方的“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的理论,以竞争、斗争、战争的现代性观念来取代传统“中庸”节制合度的观念。导致了“现代性的恶果”和“后现代性颓败”——人口红利即将用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接近临界点,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日益递减。今天,世界在事实上已经迈入多元化非线性的发展阶段。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如果我们仍然不加反思地沿用现代性本质主义的线性进化论和传统的现代化逻辑,势必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在人们看来,在现代知识谱系和单维时间发展观上,“中庸”精神似乎显得落伍而不够现代,在人类新价值坐标中成为被边缘化的陈旧观念。其实,这是建立在误读中庸精神之上的偏颇之见,必须正本清源。我坚持认为:“中庸”思想具有东方文化思想的魅力,但并非仅仅为东方所独有。中庸精神具有东西方文化思想的共性,是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论,具有人类精神的内在互通性。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到极限引发了个体竞争、集团斗争和国际战争,而中庸之道倡导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正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在西方现代化推到极限而变成三争文明——竞争、斗争、战争之时,东方强调三和文明——和睦、和谐、和平,应当有互动互补之功。今天重新关注东方发现东方和谐思想,重新评价中国经典的中庸思想,是时代发展和东西方文化互相尊重的必然结果。

我在对《大学》的研究中感到,这一经典仍有其当代价值:它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塑形,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注重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大学之道强调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这三个纲领,即要把内在过分的欲望去掉,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济天下,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这三个纲领还要配以具体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从小到大,从客观到主观的历练、成长。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意义在于他强调了个体的心灵光辉和精神价值。君子只有在道德上做到推己及人,才可以治理好国家、平定天下。君子要有仁爱宽容之心,而不应嫉妒贤能。常怀公正之心,达道才能得以推行,天下才能得以平定。“大学之道”是一个人的成年的仪式,成人之礼。大学让他掌握一整套社会话语,社会伦理,并获得一颗谦和礼让仁爱之心。

在对《中庸》的研究中我深切感到,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是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规律之中,影响了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君子参透了运行于人世间的天地宇宙的规律,故而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不仅影响了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全球化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过分攫取自然资源的害处,注意到过分张扬人类的竞争去肆意改造自然的弊端,西方人将目光投向东方,吸收整合了东方《中庸》思想,提出并正在完善生态文化理论。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思想史上成为诸多思想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

胡淼森:您这样的总结让我深切地领会到在今天重读中国古代经典的迫切性和恰当的参照背景。问题是,有些专门学者为何看不到这一点呢?

王岳川:进入新世纪,中国学者面临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向西方学习或者因袭了30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中国古代经典?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古代思想?古代思想在今天还有价值吗?其当代价值何在?全盘西化者认为,一翻开这些中国古书会觉得有一股陈腐之气扑面而来。但是不要忘了,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对古希腊精神的研究,总是能够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为什么中国人读古书一定要全盘否定而后快呢?为什么西方大家读西方古书却被认为是对西方思想源头的探险?这里面有一个文化立场的问题:是带着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去读经典?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读古代经典?

就问题域而言,我不主张顺着讲,而是希望绕着讲,甚至反着讲。每次阅读时一定要有独特的角度。在解读文本时要尽可能有创新,可以以古解古,也可以以今解古,但不能歪曲、篡改经典,也不能使古人完全现代化。在探讨古代经典的现代意义时应小心谨慎,应说明这是“我”的看法“我”的体验。这里有一个“入思方法”问题——从解释学的角度看,究竟是要回到原意呢,还是要“合谋”、抑或是要创新?必须弄清。进一步看,真正的学者必须要懂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学者不可能成为大学者,他充其量能为别人添补一些资料而已。因此,我力求从中国的原典中找出一些令人痛苦困惑的哲学问题,并找到其当代性意义的延伸性,从而使其变成当今世界化的情势下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史视域,读古书就不会有古今视界大融合,不会有超越中西的新视界产生。

胡淼森:在这样一种新的读法下,您认为儒学在未来还能成为支撑中国思想文化重建的基石吗?

    王岳川:中国文化的崛起再也不能紧紧跟随西方文化走,也不可能无根无源地“开新”,只能守正创新。这种守正创新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经典精神的重释上,也建立在对当代人生价值的重新整合上。在我看来,中国儒学或中国文明所遭遇的问题,无论是在国际方面,还是在国内方面,都值得重新检讨。

第一,儒学三层面在时代发展中的标尺修正与意义重释。儒学诞生时,孔子真的将儒学推进落实了吗?孔子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十三年之久,但是真正能够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汉武帝独尊儒术,给人的感觉是汉代以后,儒学成了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实际并不是这样。汉宣帝曾批评儒家,“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第277页)宋明时期,儒学的确被确立起来,但是要注意,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四百年之久。这与儒家理想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使中国错失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机。

实际上,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都遭遇了困境。儒学第一个层面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它想要把儒学作为国策。然而史实证明,实际上历朝历代几乎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第二个层面是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不管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相信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标准,但是我想问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多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胸中还有没有“公器”?儒学的第三层,指的是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在这个层面上儒学同样遭遇到了危机。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孔融让梨。孔融为什么要让梨?为什么美国教育体制会对“孔融让梨”进行拒斥?对美国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而是争。事实上,今天的儿童教育奉行的恰恰是“争梨”而不是“让梨”。在我看来,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多、更强的国际意义,当然也包括国内的意义。

第二,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中国身份的复杂化。我们在谈东方思想儒家思想时,一定不要忘了世界。一位法国人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指出,在1820年以前,中国的GDP居世界第一。从1820年开始,中国落后了差不多200年。中国的GDP先是输给了欧洲,然后又输给了美洲。另一个关于国内GDP统计。从1952年到2005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增加了270倍。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的GDP总量是日本的1/36。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崛起的中国经济总量一下子跃居世界第三位。根据最保守的估计,2012年中国GDP将和日本持平,当然前提是没有战争。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的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环境污染大国”等,一会儿是“中国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我想,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也不在于我们的经济,更不在于我们的军事,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我提供一组数字。我在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花了三个月时间,做了一个调查。自从我们奉行鲁迅的“文化拿来主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究竟翻译了多少本西方书籍?答案是十万六千八百多册。

反过来,二十世纪西方世界究竟翻译了多少本中国书籍?通过另一个调查,结论是一千多册。十万对一千,差一百倍。如果是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就会惊呼这是贸易赤字导致的经济危机,战争的导火索就要点燃。而我们面对文化的“逆差”却泰然处之无动于衷。我还做了另外一个调查,中国一共有六家大的翻译出版公司,如中央编译、上海译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我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三十年庆典时作为“喜讯”的数据为例。他们说三十年来,他们共将三十三本中国书翻译成了外文。其中大部分是成语故事、唐诗三百首之类的书。而从西文翻译成中文的书则有一千本。问题是它还是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其实它应该名为中国“对内”翻译出版公司。整个二十世纪,我们曾对西方的哲学家、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毫无保留地介绍引进。而中国二十世纪的大师和著名学者很少被西方人研究过,几乎没有被作为西方大学学生选作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的选题。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难道中国当代思想就如此无足轻重吗?难道中国学者的思想就不能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思想吗?

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拿一张人民币到街上随机访问,不管碰到的是达官显贵、公司职员,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上来就问:这是哪个国家的货币?回答是“越南盾”。问货币上的人物是谁?回答是“胡志明”。因为美国人只知道越战,而不知道中国。同样,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很重要的节目,邀请我去做评判。节目的参予者是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的台长和播音员,照理应该都是“中国通”——的确,这些老外汉语的确都说得非常流利。测试的题目有三个。第一个题目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中间,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无一例外,都选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第二道题目是,列出四位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问你喜欢谁?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全都是巩俐。这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当我们在倾尽全力地进行文体细读、整理我们传统的资源时,西方人对我们的认识却充满了文化误读。再如汉语的边缘化、英语的中心化,大家都有目共睹。西方的误读和中国身份的复杂化应该引起各方的重视。

第三,“三和文明”与“三争文明”的互动。与西方文明不同,中国强调的是“三和”文明。对家族而言,强调的是和睦;对社会而言,强调的是和谐;对世界而言,强调的是和平。中国的“三和文明”必将和西方的“三争文明”形成互补关系。因为三争文明引进中国,尤其是世界全球化以后,出现了社会、自然、他者和自我的冲突:和社会的冲突导致了社会不公,和自然的冲突导致了生态失衡,与他者的冲突导致了“他者就是狼”的逻辑,与自我的冲突导致了三个1%:自杀率1%、艾滋病1%、精神病1%。这三个1%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出来的,实在触目惊心。

  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非但传统节日,整个传统文化、整个中国社会都有西洋化的倾向:中国大学按照西方学科分类将本不分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学科;大学教授把孔子比附于中国的苏格拉底,并按照西方学术范式来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习惯了谈论舶来的自由、民主、平等而忘记了重温传统的道德、仁爱、中庸;传统建筑被推倒而代之以高楼大厦;中医在科学名义下西医化。从传统节日到传统文化再到整个中国,西洋化已经成为流行时尚。世界正在中国化,中国正在西洋化。”。这种全盘西化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情结,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走向现代道路的重要国家中割裂和抛弃自身传统最为严重的国家,“中劣西优”的价值取向和“以西为师”的思维模式,因长期的影响和积淀,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也在慢慢地毁掉新一代的民族自信力。这个问题,百年来困扰中国,现在到了彻底厘清节点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文化身份的定位。

 第四,中国文化的未来只能是在艰难中的整体价值创新。我给一组数字:全球基督徒三十一亿,占全人类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伊斯兰教徒是十三亿,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印度教徒九亿;而佛教徒只有三亿人。试问中国儒学或道家学者究竟有多少人?在今天佛教已经大众化和世俗化的时候,我们的儒学却更加专业化、学院化、经院化了,这难道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吗?今天,儒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成为大家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天下”精神?能够真正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进退应答的操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多。所以我提出的“发现东方”一方面是针对西方人的,请西方人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傲态度对待东方;人类不应该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人类应该学会平视。我们尊敬彼此的差异。

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中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傲慢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的正当要求。同时,世界需要发现文化差异,各国正当地输出自我的文化。但如果中国把卡拉OK输出去,可那是舶来日本的;如果把波普文化输出去,可那是舶来美国的;如果要把行为艺术输出去,那是舶来西方的。因此我提出了“文化输出”,意在通过创造性的再阐释,输出真正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极具价值的东西,以重塑中国的文化身份,改变西方和国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错误性认知。如果说,中国学者最近二百年所做的工作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而这个工作在全盘西化半盘西化中很成功,那么,我相信本世纪,从现在开始,中国学术的主要工作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我知道这会非常艰难,但我们一定要去做。

   “太空文明时代”与“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域

胡淼森:我注意到,您对“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论证,包涵好几个层次。其中最宏阔的层次就是您提出的“太空文明时代”这一观念。虽然我知道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我仍想请您阐释,“太空文明时代”到底有什么内涵?作这样的时代定位的理由和意义是什么?太空时代中国文化究竟有什么样的作为?

王岳川: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创新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受制于西方的一个逻辑,而只要我们钻进了这个逻辑,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功。这个逻辑就是:西方人打破了东方的时空合一观,而用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取而代之。线性时间观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过去-时间-未来的线性走向。中国人喜欢回头,喜欢温馨地记恋家园,而西方告诉我们,未来才是最好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价值谱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被前定地放进了前现代,正在走向现代化。可是西方人已经走向并走出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不断地去追现代和后现代吗?那我们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我认为应该恢复空间纬度。

我引进了一套新的文化解释符码,那就是“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和太空文明”的文化谱系。大陆文明中的“大陆”指的是生养死葬的大地,我们生活在大地上。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是“纸”,没有纸,西方人印一部《圣经》,需要二百五十张羊皮。它的价值、它的厚重,可以说没有人可以负担得起。没有印刷术的发明,西方大学能否产生,将是很可疑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西方大学的大量出现,正是中国印刷术引入之后不久的事。如果没有火药的出现,中世纪的城堡是不可能被枪、被刀攻破的,只有火药才可能将其攻破。没有指南针,环球海洋大航行是不可能的。可惜的是,中国在1820年以前,即其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却不幸实施了“禁海”政策。中国的指南针并没有使中国船变成驶向全球的船,相反却使占地球70%的海洋处在西方的霸权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文明”为中国人上了极为沉重的一课,至今对中国人仍有启示,那就是工业文明、电子技术以及航母。我们当然要争取制海权,要有自己的航母。因为连印度都已经有三艘、连巴西都有两艘航母,而中国却连一艘都没有。同时,必须转而发展太空文明,也就是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GPS)、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以及太空战技术。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当我们开车时,有十颗卫星在为我做全球定位;当我们在用数码相机拍照时,这已经是太空技术。过去用胶片时,是现代工业。而正是因为有了太空技术、电子传播技术以及生命科学,使得未来的争夺将成为太空技术的争夺。中国已经有了神六,已经有了固体卫星导弹,固体的激光武器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中国将参预太空文明和和平竞争。

正是太空计划使得中国和美洲、欧洲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当中国用导弹击毁了失效的中国卫星,美国也用海基导弹击毁了失效的卫星。太空文明竞争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大家知道,在中国台海局势非常复杂的今天,美国的X37飞机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飞到地球的任何地方:X37飞机直接进入太空在平流层的真空中飞行,其速度是音速的19倍。我想,这虽然不应是世界各国军力竞争的发展方向,但事实是,未来的战争必将使得中国和西方促生一种新的文明。如何在这一新的文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海洋文明时代西方的“三争”文明转化成未来中国的“三和”文明呢?我们理应作出应对与反思。

从理论上说,当今世界大国正在进入“太空文明时代”,中国应该有新的文化谱系和价值定位。我不认同丹尼尔·贝尔将人类文明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也不完全赞成杰姆逊将人类文明分为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因为这类区分不乏西方中心论的优越感。我认为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对中国而言,具有全新的阐释意义。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一点,不妨再举一些数据。据专家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本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大力宣扬太空文明,使得美国最早进入太空文明时代——短短十年,美国的GDP 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1990 年的24.2%增至2001 年的32.5%。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从1994年起一直高居榜首。资料表明,美国依靠“新经济”——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胜利结束冷战,赢得了和平“红利”。站在海洋文明和太空文明的前沿,美国将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尽管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出现比例性的相对变化。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全球化使得地球变成了一个狭窄的地球村,但同时地球发现了太空文明而无限延伸了自己的巨大文化空间。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中国的登月计划及其实施,对于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其意义是极其巨大的。

无庸置疑,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创造了新的契机。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双方(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通过文化创新改写自己的身份。这种改写不是过激的民族主义,而是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的。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

胡淼森:您为太空文明时代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愿景。不过,我的直觉是,西方人好像不愿看到这样的“愿景”。比如,在“妖魔化中国”方面,西方最近几年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些变本加厉,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化战争场景呢?

   

     王岳川:不难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是由来已久的事。最近几年,这种“妖魔化”还从政治冷战话语扩展为文化艺术话语。举个例子,有个西方教授到中国来讲演,他发现中国学生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深入而全面,而他们对中国文化却大多知之甚少。当一个学生问这位教授,你对鲁迅怎么看?那个外国教授竟然疑惑地说“鲁迅是什么”,他甚至不知道鲁迅是个人名还是一个地名。由此可见,西方人对中国是如何轻忽如何无知。无知就会导致任意的“妖魔化”。

     近三十年来,西方媒体在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上出现了多种论调,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论,中国妖魔美国论,如《华盛顿邮报》曾发表《中国妖魔化美国》的社论,居高临下地认为中国媒体有不少反对“美国霸权”的文章。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和中美双赢模式的共识达成,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已经没有太多的市场,中美公众和媒体更能接近公正地看待相互形象和地位。但是,由于美国控制了全球媒体和国际传播渠道,因此美国媒体尽管在报道态度与视角上有了些调整,开始更多地提出中国发展论和中国对话论。但一个世纪以来的精神文化侵略姿态和不时闪现的政治偏见,使得中国在文化误读中仍能相当沉重地感到西方主流媒体刻薄的批评和不公平的嘲弄。可以说“妖魔化中国”仍使西方一些媒体对崛起的中国有一种难以抹去的有色眼光。这一视角在艺术领域同样相当明显,值得文化界注意。

    西方角度不能代替13亿中国人的思想,更不能以此中断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全球文化单一化是人类文化的颓败,因此我不仅反对东方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也反对“西方主义”,即东方对西方的“巨型想象”。我坚信,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的未来注定要超越文明的冲突,而进入文明的共存和互惠。我近年来提出的“文化输出”理念,不是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的好,而是为了减少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妖魔化”,不然中国人就只会不断地听“他者”的,只能听第一世界的权力话语而没有发言权,在文化上成为永远“沉默的一群”。

与此相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国家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被逐渐边缘化的:1618世纪末,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同由狂热到憎恶,同一时期的中国对西方因基本无知导致了文化自大;18世纪初中国人在地图上看到的不再是“中心之国”,而是世界地图边上的“边缘之国”;1840年鸦片战争和1894甲午海战后,西方对中国的憎恶超过了同情;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同情增加,而五四前后中国开始对西方狂热“拿来”;20世纪下半叶到1949冷战模式中,中西互相间出现了“文化误读”,而以西方的对中国的“妖魔化”为盛;19721989年西方对中国重新认识,形成尊敬和憎恶并存的局面;而在后冷战时期(1989年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等,“人民币升值”等,都意在“遏制中国”。这些政治谋略中的“妖魔化”倾向,如今影响到了文化领域乃至艺术领域,不可不察。

有关资料表明:19908月,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日本防卫大学村井友秀在日本《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第一个提出“中国威胁论”。其后,1992年,中国加大了发展的步伐取得了经济腾飞,赢得了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传统基金会芒罗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认为在未来的大国争雄岁月中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从而亮出了“中国威胁论”的第二张牌;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认为20世纪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必有恶战,而21世纪儒家文明将与基督教文明大战。其后,中美关系时冷时热,“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时强时弱,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中国军力太强大中国能源消耗太多,威胁了他人的利益等。2005719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再次渲染中国威胁论。其后,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报刊也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言论。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最终将挑战美国单极霸主地位。美国《大西洋月刊》甚至预言:21世纪中美之间不对称的大战或"新冷战"不可避免。但是,当西方发现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遏止之后,开始了和平外交的双赢战略,这无疑使中国顶住了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获得最为关键的世界大国身份和东方文化立场。

三.在文化输出中使被遮蔽的“东方”逐渐世界化

胡淼森:“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既有如此丰富复杂的文化政治内涵,我想所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都会关心,具体而言,您会如何着手“发现东方”并进行“文化输出”呢?

王岳川:在谈论我的具体措施之前,我想再补充一下我最初关注这一问题的触发点和学术背景。在国外任客座教授两年,我发现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命运和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问题域大相径庭。西方和东亚各国对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备至,但是对二十世纪以降的文化,则异常隔膜、敌视,有意误读比比皆是。这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如此?思考的结果,就是这跟现代中国在追求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文化的崛起没有跟上具有很深的关系。而文化没有崛起,根本上乃是不尊重传统、割裂传统造成。

其实,在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之前,我对西学的研究早已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我对“现代西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领域。这几个西学思潮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加以质疑,追问今天西方的政治、军事、制度、文化甚至娱乐方面的现代性方式,是不是全世界唯一合理而需要全球化的方式?是不是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古代文化在今天就已经完全失效?是否随着现代性空间扩大和时间加速,西方的政治体制、行为模式、消费方式将使整个世界文化变成单面化和同质化?这些问题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中国或者东方汉字文化圈秉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生命感悟和精神气质,是否应按照今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法则变成过时晚装?是否人类就这样义无反顾地passover自身的传统?对其是否有 “重新发现”“重新体认”“重新阐释”“重新看待”的可能?

为什么要用“发现”这个词?主要是传统被遮蔽得太久,需要认真持久地“发现”那些曾经存在而被忽略、被抹杀、被边缘化、被遗忘、被历史尘封已久的东西,并加以重新阐释。2000年回国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在西方话语圈的话语播撒中,中国还有多少话语是属于本土的?中国学者的学术方式、行为举止、生活态度、生死观、幸福观甚至爱情观都不再是中国的了。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知识体系的构架方式在全球即将失效,这对于四大文明中唯一尚存的中华文明而言,丧失了文化的记忆所导致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重大的文化紊乱和文化内在焦虑将是前所未有的。

胡淼森:那么,在您看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有哪些现实可能与具体路径?它究竟会在哪些方面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您个人会采取些什么措施?

王岳川: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是对西方人说的,就是请他们看看“差异性文化”,并尊重差异性,就像我们要去贵州看看高山瀑布,去云南看看玉龙雪山,去西藏看看布达拉宫一样。虽然我们不可能把自己变成当地人,但是要学会尊重欣赏差异性。我们对西方的这种吁求是正当的合法的,我们的吁求他们也会听的。历史已经证明:五百年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强大的国家——中华帝国,当时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3%,也就是说一个中国拥有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经济上能量巨大。既然中国在以前很强,那么现在的弱并不代表将来的中国不会强,更不代表中国文化未来不会被接受。

我们可以将马太效应运用于社会思想播撒的分析中。《新约•马太福音》中说:一个主人远行前给3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说拿去做生意,等我回来再见我。主人回来后,仆人甲已用银子赚了10锭,仆人乙赚了5锭,仆人丙将1锭银子藏起来。主人便将仆人丙的1锭银子赏给仆人甲,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不妨说,当代国际社会中充满了强的更强、弱的更弱的文化经济逻辑,而全球化使得赢家通吃成为新的丛林法则。对中国而言,马太效应告诉我们,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军事领域已然令人瞩目,夹在在人类精神的创新中,中国仍未在文化精神领域保持优势,因此必须在此人类未来走向的精神生态领域迅速做大。当中国思想和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成为人类共同思想支柱的时候,精神领头羊的地位才能真正决定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若没有“文化软实力”迅速做大,就将成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的牺牲品。

  文化软实力崛起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标志。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观念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前不久,约瑟夫•奈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崛起,而美国的软实力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正确处理文化软实力,才能使中美两国减少文化误读,利用各自软实力达到互利双赢。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书法、绘画、功夫、饮食、服饰等在美国很受欢迎。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应多举行一些国际性的文化活动来向西方展示和推广中国文化。事实上,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革,文化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日益明显。大国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资源,即软实力,来实现其目标:增进相互依存、参与国际体系、共享人类文化。因此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我认为,文化软实力大面积提升,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其理论精神的具体实践路径。为此,几年来,我不断努力并已提出且正在实现如下实践性构想:

1组织大规模翻译300本中国经典

日本1985年以来以国家之力规模性地向海外翻译输出了500本重要著作,中国这方面尤其欠缺。应积极策划向海外组织翻译输出300本书。第一个100本是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到清末的中国思想著作;第二个100本是中国清末学者如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学术和思想;第三个100本是20世纪到21世纪之间的100本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书,让西方重视当代中国学者的最新思想和中国最新文化进程。灿若群星的人必定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思想家。西方关于中国概况、民居、经济、医学的翻译很多,但读者很难记住。西方人记住的是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现在国外看中国形象,就是章子怡、姚明等影星和球星。但中国这个最强调“仁者爱人”的国家,在对外宣传时却对外人的攻击很少正面回答,中国的孔子被打倒,老子成了神秘主义、小国寡民、不思进取的代表人物,这是彻底的误解。今天中国人要树立自己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事家、文化学者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魅力人格。300本书的翻译首先在于有300“中西兼通”的专家学者进行导读和专著的撰写,由此建立研究-翻译-出版-发行的一整套出版研究机制。

2 拍摄百集《发现中国》

中国周边国家日本韩国印度拍摄大片向海外输出,中国应该有目的地引导拍摄高定位大片、电视文化片,以步步为营的团队作战策略,将中华文化思想艺术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形象全面地展示出来,让西方人和外国人能够认识到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悠久历史与当代精神。由国家组织制作100集高清晰电视文化片《发现中国》Discovers(HDVD),面对西方普通大众,借助影像网络传媒,传播中国文化,展示给西方人一个真实直观的中国形象,减少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的层层有意误读,全面推出中国高精尖的文化形象。

3 建立“新西方”汉语文化学校

建立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学校,成为海外中国文化热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地基。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学习德国的歌德学院和英国文化委员会而开办的,是为了推广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华文化而设立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覆盖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学院”共123所,对传播中国文化形象作了扎实的工作,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经达到4000万人左右。韩国的文化策略很强,中国只是语言教学,却忽视了文化的力量,这是自毁长城。所以国家或者集团应办一所“新西方”汉语文化学校,不能局限在汉语教学,而是要把中国各种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整体传授给西方留学生。

    4 教授团巡回讲演

文化输出不能只是物的输出,仅仅文化产品还是不够的,因此,我建议组成一个510人的教授团,他们都是顶尖大学的教授学者,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底蕴,不仅学问扎实,而且英语很好,能够就当代世界性前沿话题与西方人直接对话或讲演。为了显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最好每人还能展示其民族艺术风采,作为其人格精神风貌的直接体现。教授团在欧美等地的讲演将更为直接而生动地展现中国的文化魅力。在当代中国找到这样的教授应该不难。歌唱家、演奏家、书法家、艺术家可以走出去,那么学者教授也可以走出去。这种走出去就是思想的走出去,更具有文化的冲击力和思想的冲击力。

5建立国家电视台的中国书法频道

近来,在海外的社会调查中,书法已经取代京剧成为外国人认同中国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书法是文化的表征,文化是书法的指纹,是书法的深度的保证。东方和西方艺术门类中都有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电影、建筑,但书法是东方艺术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书法是向西方证明和体现中国形象的东方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因此,书法具有无尽的前景,应该把中国书法输出而使之逐渐世界化,成为世界的第七艺术,让西方艺术和东方书法一样具有世界性欣赏特性。

书法是西方和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好的一个窗口。但是,这样一个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竟然没有专门的电视频道。应该创立书法电视频道,专门从事书法文化的输出、传播和介绍。

6呼吁加大海外留学生录取

留学生不单纯是语言学习,更多的是文化学习。但是,由于众多原因,中国文化处在边缘的地位,全球六大留学生进口国占世界留学生份额依次为,美国为23%,英国为12%,德国为11%,法国占9%,澳大利亚占7%,日本占5%,但日本接受的留学生主要来自中国。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然不是留学生进口国,却是最大的留学生出口国。这一方面是西方的确有先进的科技、管理、经济,另一方面在于西方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留学生,而留学生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同时留学生也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如果不是大量的留学生和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取得当今的成绩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已经有许多移民进入了美国政坛。来华的留学生既可以传播中国文化,又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当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喜欢中国,那么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可能将所学到的中国文化应用到自己的事业中,所以,加大海外留学生的招生、录取和培养是文化输出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为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汉语水平考试和中国文化考试。

7建立“思想中国”网站和“网络电视台”

网络的出现加大了信息传播的力度,一个新闻瞬间可以传遍全球,因此网络的平台应该重视。思想中国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风貌、遗产、精神,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等,二是去思考中国的未来和问题。“思想中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西方与中国的结合,是人文与科技力量的结合。通过发布大量的最新的文化信息和思想火花而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化。由于网络语言大部分是英语,基于这个事实,“思想中国”采用中英双语。目前的国学网、中国国学网等皆为汉语,对世界影响有限。这种双语方式将更加有利于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向海外传播。

四.大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大国形象重塑的深层动力

胡淼森:您一直在自己的研究中强调,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重要维度是思想创新。这是否就是您之所以要重释传统中国思想经典的现实需求与内在动力呢?通过重新解释传统来寻求思想的创新,这与新儒家的保守主义和市场上的戏说经典的消费主义是否有着根本的区别?

王岳川:的确如此。当代中国文化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的崛起导致国际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长期的西化使得东方精神世界意义的失落和中国的文化身份的模糊,进而使得中国思想的文化创新能力减弱。只有重新张扬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力和新高度,才能在中西文化对话的文化互动中重塑中国文化的新形象。

我们要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地说,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的逐渐强势,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必然地将中国高看,相反,由于文化的低势位,使得中国因这块文化“短板”而在国际上很难成为精神所向的真正大国。

中国学者应重新体会“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经纬,真切地关注文化战争风云中的地缘政治文化。学术界应当批判当今中国文人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失败主义,阐释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问题,进一步质疑西方的“三争文明”,倡导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三和文明”,强调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从新的视角探讨东方文化的当代价値与未来走向,对于深入厘清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对于更好地总结和回顾中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今日市场上流行的“戏说”经典则进一步证明了学术世俗化和媒体的霸权化:今天并非不出大师,只是媒体造出的明星掩盖了大师,明星多大师少,但明星终将如流星般飘逝。有人热衷于在电视平台上讲“学术评书”,除了获得赞骂兼有之名外,事实上让中国人漠视经典和高端文化。百姓说看了这类“心灵鸡汤”的书后,认为《论语》《三国志》太浅,意义有限,价值不过如此云云。其实,文化经典的作用不应该是这样,阅读文本的功夫很深,文字学、考证学都需要,引用一本书,是真书还是伪书,是属于哪个时代,里面东西是真还是假,不能贸然言说。我去年也在央视拍摄过21集《大学》、《中庸》讲演,但是严格按照学术的体制来走,忠于经典而不歪曲原意。

央视许多制片人缺少前沿探索的基本意识,而教育机器每年吞吐量是五百万学士硕士博士,这些人对他们的节目并不认同。央视宣称15岁以下的人看学术评书,但这部分正被课业压得喘不过气,真正看的人是退休老干部和老太太。他们是被文革耽误的老一代,虽然残存了部分文化想象的能力,但已经不具有前沿学术识别能力了。电视媒体超越了学术评价机制,搅乱了学术正常秩序,“学术评书者”成了无序状态下媒体中心主义的牺牲品和陪葬者。他们可能出于好心做一些文化普及工作,但经典需要通过真正的方式走进民间,普及工作应该通过正常的可持续发展。我不相信通过某一个人在电视上的发言就改写了中国文化,钱钟书、鲁迅都不敢这么说。

现在学术界“学术快餐化”和“学术恶搞”盛行。“大话”不断,“戏说”蜂起,“水煮”名著,“揭秘”历史,让人目不暇接难以接受。一些人打着学术世俗化通俗化的旗帜,过分煞费苦心地偷梁换柱,随意编造乱讲甚嚣尘上。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时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能以一时论英雄。学术炒作的名声不是真名声,因为学术体制并不认可。只要在学术体制之内,就必须有真正的高手而不是票友。帕瓦罗蒂的存在成为卡拉OK永远仰望的高山,但今天缺少而需要推出的恰恰就是这一批帕瓦罗蒂。今后,媒体巨大的机器还会继续挑选更多牺牲者,但同时会有更多学者成为潜心学术的大师。当下学术界处于学术排序重新洗牌的过程,老一代正在退休,年轻一代着急上行,会有很多牺牲者。道理很简单,人类需要智慧而不是小人的幸运或者聪明,有多大能量就做多大事情,要做有质量的人,毕竟可持续发展和稳健有序的开端终结,是一个人最大的幸福。

胡淼森:所以您一直提倡学者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批判当代中国流行的“文化失败主义”?

王岳川:当前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结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近几年来,中国文化开始升温,这大抵为国际大环境所促成。经过20年的韬光养晦,中国开始崛起并在经济上发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出口国之一,尽管有诸如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端等许多问题,但世界确实已经离不开中国。中国产品涨价会影响整个世界市场,最近中国股票市场的动荡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世界股市,这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对东方大国有一些期许,在国际事务中,人们希望除了听到美国的、西方的霸权主义声音外,还渴望听到东方的声音。随着在国际上有了更多发言权,许多文化界人士开始提倡重视中国文化,这是大势所趋。

今天西方人虽然开始重视中国,正视中国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存在。然而,反观当下的中国文化,却问题成堆。西方流行文化、波普文化、大众文化、影视传媒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盛行,而真正的中国文化却陷入了混乱与失语。文化混乱问题的根源:一是长期以来的文化失败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二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社会的双重影响。文化失败主义的典型逻辑在于:中国的思想文化注定是失败的文化,根本无法和西方相比,先秦比不过古希腊,现代比不过文艺复兴,当代比不过后现代主义。

这意指中国总是慢半拍,总落在西方后面,一旦遇到西方肯定要失败。杨振宁教授认为《易经》不能产生现代科学,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成了非科学的糟粕。——我们今天是经过西方学术话语洗脑,沐浴民主与科学理念的一代人,但不能用这种纯粹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去评价先秦经典《易经》,原始初民没有经过现代性的转折和异化,他们对天地人神、大自然以及空间的解读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中国的儒家经典恰恰没有成为民间能够普遍接受的东西,“四书”早已被批,不是学术界没有研究,而是民间百姓或者公众社会不再关注这些思想,尽管一些乡村还承袭着天地君亲师的质朴礼仪。中国学界内,博士论文往往选择研究西方的大师、中师乃至微乎其微的小师,每年都生产出大量关于他们的博士论文,几乎写尽,最后甚至挑不出稍微有影响的人去写。学一门语言爱上一个国家是有可能的,研究一个人继而无限拔高西方也是有可能的,但“于今为烈”。形成反差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西方博士硕士生把中国20世纪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题目,1949年以后的中国哲学家、美学家,在西方学术史上完全湮没无闻。有人认为是由于1949年后政治的原因,但我认为原因不在政治而在文化。西方人认为单独的个体不值得去研究,一群人或思潮还勉强值得。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西方人认为自己是一种高级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有尊敬,但古代已经变成文献,只是过去的制高点。

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文化现象,全世界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我绝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但一个学者应不应该有一个身份或者立场?学者都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轻视中国。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肯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而且,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发展,就会忽略东西方的根本性文化宗教差异,当经历全盘西化的艰难以后达到了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话的目标,但是无形的文化身份和宗教对话目标却可能会失去。中国就可能成为西方第二手复制品,失去了中国的自我文化魅力和中国身份。

胡淼森:思想创新确实离不开对经典的重读。但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思想与当代现实的冲突?又该如何化解传统中国思想自身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王岳川:“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一个前沿学术问题。要重新阐释这个重大问题殊为不易,要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策略更是难上加难。大抵因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文化拿来”,很难想象还存在多少“文化创新”的可能性。这里面关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失落和重建的问题。有许多人曾经问我,在中国当代社会现实面前,如此张扬文化问题是否有隔靴搔痒之感?我回答说:中国当代的许多问题,恰恰在于文化断裂和断层,大体可分为三点:

第一,今天中国文化状况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中国八亿农民兄弟在我国GDP中是个很微妙的数字,我们要算人均GDP的时候,八亿农民兄弟算进来了,我国排名世界第100位左右。要谈综合国力的时候,八亿农民是自给自足,不存在国家财政预算的问题,我国又排名世界第三位。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城市的金领、白领、蓝领相当西化,而农村的原始宗教、血缘关系以及由于贫穷落后而导致的家庭中心情结依然存在。于是变成了前现代社会——标志是农村,现代社会——小城镇,大都市——后工业社会的三重撕裂,全世界都没有这么好的标本。比如中东基本上是原教旨主义加现代经济,美国基本属于后工业社会,欧洲、日本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唯独中国,前现代的成员极其庞大——八亿农民。

西方有个“恩格尔系数”,强调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应该控制在46,而我们的农村则明显占据了70%左右,正在走向现代社会,但是我们一些学人却说中国是后现代社会了,这些都是错误的导向。我担心,如果文化、经济、社会公平板块的撕裂,将造成国内的持续震荡。多年前我曾经强调过“危机共振”理论,工人、农民问题,大学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住房和通涨经济问题,以及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使馆被炸、中美撞机、钓鱼岛、东海油田事件、台海问题、南亚核竞赛问题等,都会在瞬间由小危机形成“危机共振”。就像一队士兵走上浮桥,只能散开步走,如果教官让齐步走,这座桥马上就会坍塌——这就是“危机共振”。

细节决定未来成败,局部的成败都将决定整体国家的安定。我总是告诫自己做“文化输出”时要十分小心,“要做事业,不做是非”!一个知识分子有创造性的有效工作时间很短,一生中做不了什么大事,却有可能为了蝇头小利而做出错误指导,就像某些经济学家所作所为的那样,这都将导致知识群体的信誉危机和国家的危机共振。所以当代文化重建要尽可能调整文化心态:让前现代的广大农村尽可能地在信息、电视、电话、电子设备和生活方式上走向现代。而我们今天很多人认为农村已经很富了,其实是错误的。其实只有沿海某些农村是富的,而西部尤其是西北农村,一个家庭年均收入二三百多块钱比比皆是,应该让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后现代化的学者稍微收敛,从云端回到大地,认真地去看中国现实。因此,我近年的学术入思路径开始从单一的西学研究进入了中西文化五百年不平等对话的检讨,考量中国近几百年的光荣与成败,进而参与中国未来形象和身份的重建工作,衡量东方和平崛起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

第二,中国许多问题如社会身份的、价值观的断裂包括社会等级的分化,很难急切改变,但“大文化眼光”却至关重要。文化是诸多因素中最弱的一个东西,文化是需要悟性的,对于过多利欲熏心利己求富的人来说,做文化无异于南辕北辙,也是做不了的。但是利益层又有一个积累和反积累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个体户挣了钱后茫然四顾,不知道今后走向和发展趋势,这是没有文化眼光的结果。

面对风靡世界的美国“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的“刚性”而言,文化确实很“软”,但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经常看到生活中一个有钱人修了一座别墅豪宅,但进去一看,除了一些炫耀性摆设,就是一些俗不可耐的东西,还将洛可可、巴罗克、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的和后现代的都杂糅到一块,显露出可疑的趣味。中国人有非常可贵的品质——孔子所说的“富而后教”,幸亏大多数人没有失去这个品质,所以不少人富起来以后首先是送孩子出国留学深造,给学校捐钱——像邵逸夫、霍英东等那样。一个国家,一个人只要还有一种谦卑——对文化教育的谦卑,这个国家就有救,这个人就还有底线。

我们现在设想,中国的大富人、中富人、小富人,能含辛茹苦地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而中国存款数额巨大,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学费、养老金和医疗而储备的经费。这些学生无论留洋也罢,在北大、清华也罢,学成以后,老一辈创业的原始东西就被现代教育修改了——第二代变成了具有现代意识现代眼光的人。所以,我认为利益层在原始积累时期确实有不公平之处,很难骤然改变。我们1977年上大学的时候,大胆经商赚钱而获利最多的不少是胆子大的底层人群;第二次经济高峰仍然是胆子大而边缘化的知识群体——九十年代一大批知识精英发现政治的、出国的梦破溃了,一下子进入深圳股市,结果一夜暴富,于是惊叹道原来钱还可以这么赚。

原始积累时期往往很残酷,但事情要慢慢看,他们的后代会慢慢修改这种攫取利益的方式。不过今天有一个忧虑,他们的后代有一部分留洋了,有一部分读了博士,有一部分成了政府的发言人,进入了某些决策层,结果为饱私囊而错误指挥股市、房市,其目的不是为了天下寒士有房可住,而是为了让自己住更大的宅子,让大家更加挨饿。这是很可怕的逻辑,这些不是道德可以制约的,也不是文化可以让他变乖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法制的健全和舆论监督。

第三,“文化输出”应该与“文化创新”并行,超越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时间逻辑,坚持和整体体系创新逻辑。唐装汉服是旧的,它是中国士大夫在千百年前的穿着,但是法国服装师却采用中国服装造型元素获得了设计金奖。美学家有个共同的看法,越是拼命追新就越落后,当人类发明了镀金技术后一开始兴奋不已,觉得可以比金子更漂亮更明亮,可是今天如果谁的家里摆上一个镀金的物件,人们反而会觉其特别恶俗。我在读《中庸》时,读到孔子说“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在穿华服的时候,外面要罩上一件麻衣:“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为什么呢?文质彬彬,才是君子。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历史悠久的国家(用德国狄尔泰的话说具有“文化财”),都不会用最新的东西来装饰自己。所以后现代建筑恰恰要把某些地方做旧得像废墟或城堡一样,而一定不会去做成最光鲜的。

文化遗产是一份人类瑰宝。就此而言,当我们面对青铜器的时候,面对上面的古代文字的时候,面对许多古代的园林的时候,会发现许多东西其实没有过时,而是亘古常新。

五.守望文化中国,重建新世纪中国形象

胡淼森:归结起来,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化身份并参与全球文化竞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现实非常迫切的文化政治问题,目前学界有共识吗?如果没有,您如何看待先行者的孤独与寂寞?

王岳川:英国撒切尔夫人近来断言: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播撒性的体系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撒切尔夫人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当然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强劲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暴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尽管国内学界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自觉。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坚持“王道”,反对“霸道”,这意味着中国不做全球霸权并反对全球霸权。我很同意学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并非复兴历史,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的身份和认同”。在中国崛起中,学者必须思考是中国当代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术话语是否只能由西方人提出来?中国问题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而非边缘问题?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内能获得学界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的"普世"价值”提出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道路",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

胡淼森:您提到文化的世界化和中国化,这是否是对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回应?全球化理论一度在中国学界风靡一时,您的观点和那些流行的理论是否所所区别?

王岳川:我曾经指出全球化意味着: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文化对话化,宗教差异化。如果不加分析地认为全球化就是科技制度文化宗教整体上的同质化,那么,全球化的代价是全球美国化,人类精神的偏执化和单一化就不可避免。在我看来,全球化的提出和后现代的传播紧密相关。全球化出现以后,中国学者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手足无措,全球化不可挡,但全球化并非全部都“化”。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科技一体化也有道理,而文化则不可能一体化同质化而必须对话化差异化。文化代表了国家的尊严,决定国家是否真正的和平崛起,决定国民的文化形象是否在世界人民中站得住脚。如果没有这一点,仅仅靠科技经济的数值无法说服人。

美国思想正在成为全球思想,这是无疑是人类需要付出的一个代价。用“代价”这个词,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准备好。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出来后,经过购地与扩张,特殊的地缘政治使它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变成了今天的超级大国,成了全球经济、政治的表率,无人望其项背。美国崇尚宪法、契约和公正,有许多可取之处,但如果它的文化和宗教要全球化,要成为全球表率,就变成了全球美国化,后果却是十分不妙的。

美国花了很大精力,作为国策向全球推行美国的波普文化,我称之为“三片”:一是大片,很多人都被美国文化洗过脑;二是薯片,快餐文化把中国的包子、油条、稀饭打得落花流水;三是芯片,全世界都在使用美国的CPU,而windows则使得全球的操作系统都要和美国保持一致。现在又加上“太空片”——GPRS的定位系统,现在开车如果没有定位系统就失去了方向。

美国文化包括饮食文化、视觉文化和通信文化的对外扩张都很嚣张,它的传播业和服务业产值很早就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美国的消费潮兴起,促进了享乐主义。美国式的波普文化、肉感文化、裸体文化风靡全球,使得今天人类出现了大问题——三个百分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项统计恰好捅到了美国的痛处。从1945年到2005年,恰好是美国人执掌世界牛耳的60年,全世界出现这前所未有的三个百分之一,恰好意味着美国文化提供的生活方式是戕害人性的。性解放带来了高艾滋病率,那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文化导致了精神分裂或者干脆放弃生命,美国文化许诺现代性给人幸福,结果却导致了空前的不幸福,这些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人讲“大道无器”,真正的道不能用一个具体的容器、职务、地位来衡量,真正的诚信不需要立字据,而是一言九鼎。因此我致力于把一种温和的、过去被攻击为吃人的东方文化推向世界——现在看来吃人的不是我们,而是西方后现代以降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文化。

胡淼森:就您个人而言,您对未来中国文化形象有什么期待?就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如何才能获得某种文化的自信与自觉?

王岳川:在国内,经济崛起的神话中没有看到文化复兴的辉煌,新文化也没有显出自己的形态,传统文化被商业文化消费主义文化所蚕食,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在全盘西化中失去自身文化身份的文明形态。在国外,昔日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等看成是“远东”,而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心主义却不得不正确对待中国的和平崛起,称中国为“近西”。可以说中国往昔地缘意义上的“远东”到今日的“近西”之转变历程,说明处在纷繁多样世界文化氛围中的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生产力,当务之急,是致力于中国文化的输出,追求并讲究文化的平等对话,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现代的文化碰撞和交融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继而发扬优良的文化传统。

未来的太空文明是智力角逐的时代,而不仅仅靠技术和金钱。中国综合国力正在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正在进入新世纪的“文化中国”时代,即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展示东方文化的独体思维方式,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新世纪的国际化与平台上,我们应该抓住时机重塑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形象。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必然会反抗文化的单边主义,而走向多元主义。世界不应仅由一个霸权文化所控制,而应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新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文化的命运与其个体的命运息息相关,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正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我坚信一点:学无道、道在民间。中国民间有乐感文化,知识分子总是被贬斥到民间以后获得了心灵的栖居地,水泊梁山聚集的都是从前的官吏。当然民间也有过分狭隘的村落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等。人充满了悖论:佛洛伊德说人类头像神,还有一条猴子尾巴,王国维说中国文字的“天”甲骨文就是人的样子,意思很明显——天人合一。中国有神性又不囿于神,是一个很实在的民族。

因此,就每个中国人个体而言,职业、信仰、性格和命运各自不同,但同为文化圈之一份子,重新审理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我们无可逃遁的共同使命,更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首先,中国思想文化,包括儒家和道家文化以及诸子文化,今天已经演化成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理想的生活准则。其次,琴棋书画等艺术文化会在我们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的围棋已经世界化,而古琴、书法、国画也应成为人类的共同艺术,琴棋书画这些散淡自然的境界应该成为人类的财富。最后,中西文化之间需要“中庸”之道,即中国民间文化与西方互补。西方文化是悲剧文化,结局以悲剧告终,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等,中国不是喜剧文化,而是“和剧”,和谐优美,梁祝如此伤心欲绝,结尾却是化为美丽的蝴蝶。在全球化时代,每一个体每时每刻都在经受着多重文化的洗礼,在生活、工作和学习等领域几乎全面被西方模式占领的情况下,在我们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多一些本土文化的调和,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在国外很少体会到真切的民间感,只有回到国内才感觉到民间保留的那种温馨气息。中国民间的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舞狮子、包饺子、河灯、花灯等节日场面,相识不相识的人们挑灯夜游,其乐融融,庙会上孩子坐在大人肩膀上的欢快……这些活生生的东西在国外是根本体会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四大文明中印度、巴比伦和埃及都变成了博物馆文明,而中国文明依然延续并发展的原因所在,包括西方的整个人类应该珍惜和学习这一块活化石。

胡淼森:您一再强调,获得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的自信与自觉,并不是流俗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人文知识分子的危言耸听。那么,该如何理解您的这种限定所具有的意义?

王岳川:我的立场有两个,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保守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在思想观念上带有精英主义立场,喜欢优雅趣味的文化守望者。我对一切新的文化现象有“理解的同情”,对一切过分的东西有“同情的理解”。我坚信,只有真正打动自己的艺术、文化、思想才能得到他者的认可。自我的认可只是个体行为,但它说明在茫茫苍苍60亿人的星球上,有一个东方人对这个问题在思考,这种忧虑性的命运思考,需要获得其他人尊重和理解。

文化的悲剧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切地看待经过几个世纪风云的中国文化所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在新的国际语境中消解中西旧文化,创造人类新文化,是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江山代谢,沧海桑田,文明如过眼云烟。文化战争正在兴起,人们会重新体会到铁与火的痛苦,更加珍惜那些高精尖的文明财富。

    百年来,人类在现代经济的高歌猛进中,在科技进步的神话中,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生态失去平衡,环境日益污染,现代人意识到到利已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以邻为壑的时代过去了,通过有效合作获得双赢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

  身份立场表征亚洲价值与大国文化艺术竞争力

   

    胡淼森:已经占用您的大量时间了,但我仍意尤未尽。我知道近年来您对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花了相当的精力进行阐释,不仅涉及到文化形象,还涉及文学形象、视觉形象和媒体形象等,而这些方面您还没在这次访谈中提及。

王岳川: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了来谈这些方面了,我只能就我的思考再一次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

在我看来,科技制度的并轨化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甚至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解”,当代思想战略大师学者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都是“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往深里看,现在一些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外还乐此不疲地打文化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大已经遭到了质疑。印度学者质疑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权,因为异想天开拿不出证据而成为学术界笑柄。韩国学者用《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质疑中国的“雕版印刷”的发明权,用《直指》质疑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其后更是提出若干违反历史常识的说法: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的称之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的高丽纸写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日本考古学家藤村新一长期弄虚作假将文物埋于地下尔后“发掘”,将日本历史从3万年推到了70万年,无非想说明日本文化是亚洲最早的文化形态,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这种伪考古使其最终成为世界考古史上最大的丑闻。

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要如此这般地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后会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的图谋呢?为什么有外国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港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鲜独……?这里面的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可以说,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同时,文化建设变得空前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是当今国际形势中重要的新文化战略,必须坚持东西互动的基本思路、中国立场的身份意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意图一元而单维地发展,只能东西方共同开始文化价值与精神生态重建,纠正西化单维时间观而强调价值论和境界观,减少东西方文化误读和冷战对抗,才能获得人类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

但是后面部分涉及到当代一些艺术问题,删掉可惜。可以在压缩精炼一些如何。王老师

王老师您好!我认为到这个地方,访谈就很成功了。余下部分有些冲淡主题,在对话的起承转合上不好衔接。建议在本次访谈中删去,另外调整充实成一个相关的专题访谈。您以为如何?

     胡淼森:中国当前的文化形象在西方应该说比较尴尬,尤其在大众传媒时代,中国形象往往需要一些体育、影视明星来传播,在西方人眼中,这些明星或多或少代表了中国人形象本身,那么您对这种状况有何看法?

    王岳川:分两面看,后现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所以体育明星和演艺明星必然走红,这个时代不是以大英、大中华或者大罗马帝国的趣味为标准的,它们都成了历史,今天是以美国为中心。美国历史很短,只喜欢球星和媒体,好莱坞梦幻工厂,体育明星成了大众饭前饭后的谈资。这个趣味以及导致的波普艺术、大众文化影响了全球,使得英国的绅士、中国的文人雅趣都不合法了。

    另一方面,带来的弊端是,这种文化只是表面的文化,就像收视率一样,央视最好的对话节目收视率倒数第一,插科打诨的东北二人转、文化含金量很低的节目反而排榜首,这就有个问题。曾经有人问雅斯贝尔斯大学的精神是什么,他说是思想人才储水库,大学只是静静地蓄势待发,所以要学传统的古希腊的知识,为了某个有用的时刻奔腾远去。但今天教育制度和媒体都美国化了,美国是典型不需要储存的,推崇一切当下的消费、玩、开心的国度,一切高雅都不能欣赏,一切非急功近利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一切不能吸引眼球不能兑现的文物都不值钱,这种情况下就是怎么都行,快餐文化就形成了今天的主流。

    长线的教育快餐化了,人才储备、思想浓缩的老窖酒也被新轧成的扎啤替代,什么好酒都没有了,大学的功能消失了,连带着出现了很麻烦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大学不如商场、大学不如公司,大学生毕业没人要,因为不能马上兑现,走向极端看法就是孔圣人还不如体育明星或演艺明星,这就是用美国逻辑来要求全世界精英文化,其结果就是精英文化没落,人类将重新变成草根、没有根底的文化,文化的球赛、竞技,而不是文化的传承,精神价值的重新塑造。这个弊端将使人类文化遭到自古罗马以来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在我看来,中国完全不用步其后尘,我坚信孔子的思想在制度、思想观念、国家人格、中国身份方面有不可取代的重量级作用。

    胡淼森:您对读图时代文字与图像的关系有何看法?

    王岳川: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们从事的是文字,为文字苦恼、得罪、死亡、涅磐,但文字据说将败给图像,我在各种媒体包括央视为文字作了最后的辩护律师,但是他们还是要把它流放,我深表悲痛。从某种程度上我是喜欢图片的,图片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类视网膜成像机制最直观、丰满、震撼性,同时不需要中介——目击道存的东西,但是它又很表面、表象、非本质甚至能障眼,叫做一叶障目,文字正好可以弥补图像。人类是从图像开始的,不论是最早的新疆的岩画、西班牙、法国山洞里的壁画,以及中国一些古陶器上面的纹理,都是没有文字的,现在发现了河南舞阳四枚半陶片符号,被有关专家认为是文字的雏形,那就是距今8000年前文字产生,已经是很早了。

    但文字出现还是比图像晚,这说明了什么?文字比图像高级、深邃、浓缩、更能打动人心,所以如果是歌者无词,我们听他用鼻音唱歌,感动但不知所以,如果用一个图片告诉你约会,不告诉时间地点,肯定一头雾水。许多藏宝图因没有文字而产生许多歧义,图像带来的是丰富联想非精确性构成的画面。我有一个想法:文字霸权以后,图像干瘪了,成了插图、说明图、指示图。随着一百年前相机的出现,几十年间数码相机的应用突飞猛进,这是进步,人类的windows也是进步,原来需要dos 命令的,现在只需要点窗口就行。但进步为文字带来杀身之祸,人们开始觉得看文字太累,读起来白纸黑字,眼睛看黑白的东西总没有看彩色东西那么好,于是文字衰落了。但我想说,文字是图像的灵魂,是人类理解的机关、密码,没有文字人类将倒退成儿童,而图像是文字的升华、丰满性、当下性,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图像,我认为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应该完美结合起来。

    美国的媒体改造了人类,带给我们视觉文化的冲击,数码相机从几十万像素到了今天的几千万像素甚至更大,其他的图像设备也越来越高清了,图像很可能会胜过文字。我原来坚持文图时代,现在可能是图文时代,作家不再顾忌批评家的说法,因为每个人都是批评家、作家和读者,今天一身兼几任。

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方式,往往强调朦胧境界、明心见性、目击道存。中国受到西方影响后抛弃了本土的视觉方式视觉思维,而改换成西式思维,我们不知不觉地按照美国的方式在走。但是我认为,读图时代不会淘汰图文时代。因为孔子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怎样用图像表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画怎么表达?视觉主义可以改变人们的外部欣赏,但是改变不了我们的心性本性。

视觉中国首先是“文字形象的中国”,这是辨识中国身份的关键,第二是“图像形象的中国”,这时中国与西方互相当下胆量的通用语汇,第三是“想象中的中国”,是后殖民时期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方式。文字是一种逻辑语言,图像是一种视觉语言,而想象中国带有超越性的东西。在这种想象中的情况下,中国变成一个可以想象的滑动的对象。

    胡淼森:时代正在从印刷时代正在进入了一个网络传媒时代,电子文本迅速取代了纸质文本。也就是说我们发表文章、著作的机会更多,这就带来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界限模糊,写作人数上涨,导致了作者身份贬值。您对写作在当前的价值作何评价。

    王岳川:就个人而言,我是文字工作者,无纸时代出现,网络大量的产生垃圾的时候,文字越多,思想就越逃离。关于写作者无穷多,读者无穷少的情况在未来会出现。其实卡拉ok的出现已经预示专业歌唱以后不再重要,人们已经没有耐心,而喜欢参与,有些人用耳朵的差异性、非专业性来解释,经年累月的卡拉ok喉唱使人丧失了对天籁之声的判断。所以我说卡拉ok者越多,帕瓦罗蒂、沙拉布莱曼越将沦落而没有市场,这是一方面。

    写作者越多,看者就越少,因为每个人已经停不下来,就像旋转的陀螺,在旋转的时候陀螺不能看这个世界,只能闭着眼睛自己旋转。审美需要像李白所说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静观才可以,过去审美叫静观、观照,今天审美叫狂躁、浮躁,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人们就像旋转木马,表面上看一日千里,其实原地未动,再也没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了。

    回到本题,很多人写作也是人性的进步,每个人不仅仅是受教育,仅仅被人训导是不够的,他愿意参与是和后现代精神紧密相关的,过去是一个导师,精神圣人,在台上指天挥地,说北道南,今天每个人都在说。过去是单向,他是圣人,我是听众,今天不一样,我们一块游戏,圆桌会议,这一点是进步。而且生命短暂,每个人听别人一辈子,自己没有表达的机会,也很残酷。网络文明把纸本文明的游戏规则已经打破了,所以今天的图书馆去的人很少,过去却是我们每天必去之地,没有它你就没有办法写作,也没办法阅读,今天却都是网络搜索,我再也看不到人们做读书卡片了,我当年是做了一大包的。于是这些资料性的东西都被装入数据库,钱钟书这样的学者在过去纸本文明、印刷文明时期被认为是了不起的天才,在后现代网络文明、无纸工业时期,却被认为连文化泰山、文化昆仑都称不上了,仅仅是个记忆力好的老头。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会有这样看法?记忆的东西,电脑给我们处理了,搜索一篇文章,搜索一个词,过去要把书读一遍的,现在点击鼠标两百多页就出来了,很简单,为人类带来了方便。一切技术的进步都是人类偷懒的结果,人想偷懒就要发明,偷懒的好处是节约了有限的、黄金般的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事情,把人类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在800里煤道深处背着一兜兜煤炭往上爬,每天吃饭前后还要上山砍柴,那么创造力就停留在烟囱、村庄里了,所以工业文明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才能有时间广泛地接触这个世界。

    我说两点,好处是强调了每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每个人的参与性、合法正当地游走于网络的海洋,这一点是民主、自由的体现不可剥夺,同时也激发每个人创造、哪怕是初级创造的想法。但消极方面则是使真正写作天才,思想大师混同于普通人群,他们思想淹没在无穷尽的、狂躁的网络垃圾当中,再也没有慧眼把他们从土里拔出,黄金和瓦砾混在一块了。由于狂躁和自恋,人们迷恋自己的天地,不再关注他人,不再爱人类爱世界了,人类变得空前爱自己。最近盛行的瘦身、美容、养颜等广告,说明人类更自恋了。对身体的关照必然减少对思想的关照,这是毋庸置疑的。

  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艺术未来走向

    胡淼森:中国文化艺术界在“现代性”问题上充满迷茫,您怎样看现代的负面效应和中国现代艺术的症候?

    王岳川:在现代艺术边缘化中国美学以后,西方文化全球化扩散的结果是,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全球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背离了中庸美学的境界,当代艺术成为西方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播撒。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影响的严重后果在于,西方的现代艺术家充满焦虑痛苦、醉酒疯狂,自残自虐。不少艺术家精神失常,忧郁自杀,结果导致现代西方艺术大体上是一种审丑的阴暗恶心的艺术,欣赏者看多了以后,也出现类似精神失态状况。而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中国的全面进入,使得中国艺术家的当代书写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传统艺术典雅优美,又压抑了当代人本土话语独立创造的基本精神,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

西方后现代思潮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先锋的别名,当代艺术被号称为“后现代艺术”,一些艺术家以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一些艺术家希望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从而一味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以消解中国艺术的政治标志性形式,那些消解传统艺术的艺术行为艺术、艺术装置艺术,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艺术被周边国家理解为“中国艺术堕落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艺术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丑怪艺术的形式符码。

事实上,当代一些相当有实力的艺术家,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常常感到困惑,一方面,传统艺术在全球化中似乎丧失了现实土壤和文化背景,但是艺术家凭感觉感到将艺术全盘西化是对艺术的彻底摧毁。他们一方面力求追踪西方最新思潮而凭直觉去书写,但却常常感到追逐的无路茫然;一方面凭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识阐释自己作品的东方意味,却时时感到勉强而丧失文化自信;在一方面,坚持中西文化整合而阐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审美体系,却感到差异鸿沟难以填平而倍加茫然!

如何坚持中国艺术文化身份,在全盘四化尘埃落定之后,在外在怪异实验渐渐消解后,努力返璞归真回归“文化艺术”,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看来,超于现代表现力的西方技巧去抒发飘逸玄远的东方心性,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使艺术在线条笔墨运行中表现情感意味,将现代体验看成人类经验之一,将东方艺术元素超越现代艺术形式而凸显作者的超越意识,将传统功夫和当代笔墨加以整合创新,才真正具有明显的国际眼光。

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的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艺术绘画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艺术家才能不再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线条中寻找中国式的艺术极简约主义的美学神采和文化光辉。

艺术原创力的问题是当代艺术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西文化走向的大观念弄清以后,艺术美术创作的理念就明晰了。我们需超越现代艺术之后,不断地去调整自我文化视野文化心态,寻求新的笔墨意向,从而使其心手双畅,万法唯心——消逝了所有“主义”的纷争和话语权力的争夺,在“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艺术之道的运行中,获得一片纯净心境,感到一洗尘寰万物清新的人与艺术的生态和谐之美。

在全球化语境中“艺术原创力”的提出意味着,坚持在全方位传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并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高于并超越前人的艺术观念、艺术形态、艺术创作技法、艺术传播方式。一切走捷径的走旁门左道和比矮的艺术,都是不可取的。

新世纪中国美学重新阐释中庸美学思想,是对二十世纪“拿来主义”走极端思维的反思。东方中庸美学思想将抖落强加在身上的历史诟病,真正走向东方美学的“新原创时代”,这是民族生命的激发状态和高峰体验,“原创力”之“力”是一种新美学的文化生产力,将使中国形象在和谐共生的国际语境中,获得强劲的“文化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获得中庸文化和美学的正面阐释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才能使中国美学走出被边缘化的低谷,而成为太空文明时代大国崛起的中国文化指纹。

     胡淼森:艺术与现代性具有怎样的关系?您提出的审美现代性与制度现代性的冲突还存在吗,尤其在当前“现代性”不再是可怕、冷冰冰的国家机器时,这种对立冲突有什么变化?

    王岳川:这就要引出前面没有终结的问题:西方为什么可以用审美现代性对制度现代性加以猛烈攻击?而在中国我却不太提倡。西方现代性打个比方像过斑马线,车停下来要让行人,这就是它的秩序、制度、话语权力规定的,后现代性说你可以随意开过去,但车开到哪儿还是会停下来,因为它的制度现在赛义德停止思考的地方开始起步的代性根深蒂固,已经养成良好的习惯,所以制度现代性在西方是90%,审美现代性是10%,这10%调皮捣蛋、讽刺挖苦的人无伤大雅。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转变过来,斑马线不知道为何物,在这种情况下,谁敢去过斑马线,交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的现代性在今天还有很多黑箱操作,许多非现代性的东西,家族宗法势力,讲人情、讲情面、开后门等,许多法制沦为一纸空文,所以中国的制度现代性做到10%,审美现代性变成了90%,所以调皮捣蛋、胡说八道者比比皆是,所以当西方的90%制度现代性坚如磐石的情况下,上面有几个后现代打闹摇滚无伤大雅,但中国的台子还是草班子没搭起来,更不必说坚如磐石,上面后现代大军却在上面狂呼乱叫,肯定要坍塌。这就是我不赞成多读后现代的原因,我认为更应该读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思想,将对中国建设产生很重要的意义。

    我是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中走出来的,我不完全要驱除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确实像哈贝马斯所说并没有完成。今天人们没有太多认识到制度现代性的痛苦,但有些人体验到了,比如在考大学时的英语考试,也是后殖民的教学方法,再如买房贷款、单位裁员、公共设施等麻烦,这都表现了制度现代性的不健全。审美现代性在今天的中国很尴尬,中国人是一个苍老疲惫的民族,对任何东西都见怪不惊了,可以这么说,西方的大儿童心态和中国的少年老成对比鲜明,东方人是成年人,须发未动思接千载,眼睛不抬就计算千万次了,老谋深算,是身体衰弱而内心无比强盛的成年人,西方人则更像内心单一而外表雄壮的少年。未来的时代是智力角逐的时代,胜败难说,美国今天的好莱坞中许多华人影响,微软公司许多印度技师,很多制造业也有中国人,美国现在的霸权更多体现在金元帝国。另外,美国也走的是帝国道路,军费占全球一半。

    同时,消费主义已经把所有的反抗、所有的政治都消费掉了,很简单,没有钱就欣赏不了,买不了豪宅名车,消费主义不跟你争什么,过去我们说新兴资本主义,现在江浙养虾的老板年收入都一个亿。我们很多的艺术家却在贫困线挣扎,消费主义使得很多二元对立包括制度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精英与民间,政治与自由的对抗都不重要了,人们相信生命太短暂,到世界上走一遭不是为了任何理念而活着。只有少数文化人才会沉溺于学术这个天下之公器,但天下与公器的想法在许多人那里如今已经成为笑谈。

    文化的悲剧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谋其政,交通警察都没有车,却每天看见豪车从身边经过,海关人员离出国就差一步之遥,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古希腊有个泰坦罗斯神话,说这个人被惩罚,站在水中,低头喝水水边退去,欲望始终不能达到。欲望代表了当代的政治学,现代性不断挑起、满足和尊重人的欲望,而一旦失控,未来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胡淼森:当代作家在网络写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王岳川:说一个有趣的情景吧。有一次做客中央电视台的作家访谈节目。主持人力捧一位少年作家。中学生“作家”飘飘然说自己稍不留神可能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观众一致为之叫好。我在现场评论的时候,认为这种盲目自信其实是无知者的无畏得症状。我认为这位少年“作家”最多算是一个写作爱好者。真正的写作,他还不甚了解。我坚持认为,写作有四个维度,对应着四层关系:

其一,自我与自我。这往往是那些时髦时尚的当代‘私人写作’所热衷的,写我的故事、我的身体、我的眼泪、我的鼻涕、我的一地鸡毛,……我相信历史会有评断,因为文学史不需要太多一地鸡毛式的个人记录,也不需要过多的低俗的生活口味书写,更不需要那些利用文字进行的‘身体诱惑’,这样的写作最后必是死路一条。不是任何书写都可以称作‘写作’,不是任何写作者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觉得,写作和作家需要重新概定:写作必须是严肃的,而大多数私人写作仅仅是一种文字的把玩;作家则必须有着明确的责任意识,他明白,他不仅仅在书写自我,更是为了一种使命,只有这个使命才能成就其为作家。

其二,自我与他人。这个时候,作家已经基本上脱离了个人的自我叙事,将视野扩大,开始关注他人。事实上,这种写作也仅仅是一种基本写作,我之所以要强调或者凸现它是因为在当今,像这样基本的写作也已寥寥。当众多的书写者将自己封闭于自我,迷恋身体,甚至是下半身的时候,而普通的‘自我-他者’的写作模式反而显得有些珍贵了。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初的写作就始于这一层,当然他后期的成熟作品则有了更大、更宏观的视野。

其三,是自我与社会,一般说来,能够达到这一层次的必然已经是一位大家,能将视野扩及社会的,当然不在小数,但是,真正能把握大社会、大历史的能有几个?当今又有几个作家的知识库存能至此?纵使他能出经入史、谈古论今,他的识辨能力、判断力又如何?即便是有了识辨、判断力,他的书写能力又怎样?真能成就这种书写的,不仅需个体的涵养与知识沉潜,而且还需要特定的时代与人文知识环境,谓之‘时势造英雄’。

其四,自我与宇宙。这一层次不能用简单的‘个人能力’来权衡,它是个人与宇宙的自然复合的过程。首先,“自我”远不是普通的书写者,甚至也不是作家,他在常人中,但是灵智超乎常人,非世间所有。他是天才,是预言家,是神灵凭附者,他必然是旷世难遇的奇人,他承担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是宇宙赋予的使命。不是每个时代都能造就这样的天才,也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如此这般神秘的天启,更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天才与宇宙之间惊人的契合。有时候,我甚至会认为,这就是一种人世与宇宙之间周期式的复合,是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是上天对人的一种神秘的、预言式的感召……于是,在先秦、在华夏民族就有了《老子》与《易经》,它们是先民的智慧结晶,是神灵的天启。”

人的两种基本的视角:宏观的判断力(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与分析能力(杜威的实证主义) 这是哲学的两种基本的思考方式。有人说,对于作家而言,写得越多越好,仿佛数量就意味着写作的资历与资格。关于数量问题,我以前也曾经有过一番探讨,他承认成功的学问必须以一定的数量,对现在学术界颇多的“吃老本”与“一本书”现象并不以为然。所以,当年他在日本看到七十多卷本的海德格尔全集就非常震撼,随后又谈及国内诸如王国维、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师,其学问功底自不待言,但就数量就足以服人了。不过,他到底还是强调学术含金量的,这是他评价学问质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只是在此基础上,更会看中那些体系性的、多卷本的心力之作。有时也经常反省自己,年及天命,却未能有更宏大的多卷本煌煌巨作,“发现东方”是他的文化战略,但毕竟依然是文集的组合。因此,他常常会谈及一种“大思想史”的构思,可以说,这是他最经常的反省。……

小说与学术不具有可比性,学术在质量之后还要叩问数量,小说则更需要含金量要求。他的看法基本上是当今文学现状的一个反映,在数量泛滥、质量寥寥的文学界,含金量指标的强调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这也反映了他一直奉守的精英原则。…… 康乾两代皇帝做诗达三万多首,传至今日的有几首?张若虚在《全唐诗》中唯有《春江花月夜》等两首诗,就足以名垂千古!

总体上看,当代人接受太多的偏颇性信息会导致重大的精神疾病。最近美国科学家作了一个实验,放一杯水,然后播放极为纯美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中,然后将这杯水拿去用最新仪器透视,发现水分子呈现出极其辉煌亮丽、美妙绝伦的分子结构。同样把这杯水放到重金属的摇滚音乐当中,这种嘈杂刺耳的声音中,水分子呈现的是癌细胞结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90%都是水,因此你听这样垃圾的东西太多了,你怎么不得癌细胞呢?我想问问,当时唐代人均寿命不过50,但是你知道多少书法家活到了80。今天人均寿命将近80了,但是有多少艺术家能活过50呢?原因何在呢?

当今中国,文化创新成为当务之急,不管是体系创新、范畴创新、话语创新、流派创新,真正的思想者充满自由的创新精神从事新世纪文化创新,从而成为中国真正觉得标志。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化再也不能仅仅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中华民族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如此强大或者慢慢强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文化软实力的“软着陆”,中国未来就不可乐观。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太忧虑未来,因为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都是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它们对人类整体走向的预计是悲观的,不过,随着文化战争的兴起,人们已经重新体会到铁与火的痛苦,更加珍惜那些高精尖的文明财富。我坚信,随着中国文化输出和东西方对话机制的建立,随着中国文化的创新,随着中国文化的重建,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态的重建也将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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